这两大改革主题主要是国家所有者层面的事，而不在企业。
二、经济去杠杆化周期与中国经济研判宏观经济可视作无数微观个体的行为组合。未来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一方面要顺应经济体系去杠杆化规律，促进经济结构自我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则要挖掘低杠杆率部门增长空间，防止经济增速出现过快下滑。
三、经济刺激政策亟需顺应去杠杆化规律在当前经济态势下，既不能面对硬着陆风险而无所作为，也不能逢经济刺激计划就全盘否定。最近温家宝总理到浙江、广东调研，强调稳增长是做好其他工作的重要基础。加法则是要保持合理流动性水平，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减法是要进一步推进减税政策。另外，要鼓励消费金融发展，挖掘家庭部门的消费潜力。
随后三年，企业部门开始启动缓慢的去杠杆化进程，到2011年企业债务占比逐渐下降至102%。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动辄60%以上的家庭部门杠杆率相比，中国家庭部门未来非常有潜力成为经济杠杆化促增长的重要着力点。以开发强度(建设空间/城市总空间)为度量指标，北京为48%，上海为37%，广州为23%，深圳为49%，这些城市的开发强度远远超出了伦敦(24%)、东京(29%)和香港(19%)等土地非常紧缺的国际城市。
近日，以中国城市化新纪元为主题的城市中国计划2012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辜胜阻指出，城镇化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土地出让金约占房价的30%-50%。在农村人口中，约有5000多万留守儿童，4000多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
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当前过度依赖土地红利，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价过高推高房价的问题。在我国二元城乡结构的变迁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2亿多农民工所带来的巨额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上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受限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也造成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2010年，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平方米，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这种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的人口红利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继续依赖人口红利来推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受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土地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显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财政部统计显示，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是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
辜胜阻认为，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同样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半城镇化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不彻底劳动力转移使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在2012年之后将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
另一方面，基于土地财政的城镇化形成了粗放式的土地经营模式，盲目追求土地要素的简单投入造成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呈现非均衡发展。同时，以人口红利为传统动力的城镇化模式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加剧的城乡矛盾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城镇化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推动城镇化从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今年1-8月，全国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955亿元，同比下滑58.2%。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四是变革治理，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推进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建立高效协调的城市治理机制，用智慧城市医治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辜胜阻强调，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是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调查显示，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9.8%、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土地的非农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红利的城市发展模式给城市可持续发展留下后遗症。
如果加上税费，一些地方地价和税费占到房价的五到七成，地价成为过高房价的主要推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80%以上是非家庭式迁移，量大面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
然而，与土地要素的利用模式一样，我国城镇化对待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依旧采取大规模简单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154个，计划投资规模超过1.1万亿元。
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镇化，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智慧治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变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家庭式迁移，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用而不养、取而不予局面。一方面，土地财政依赖症导致高地价推高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过度透支了居民消费能力。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继续为其他人从事外包生意，转而雇佣中外艺术家，生产属于自己的原创设计产品。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他们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
旧社会结构是由村落和家庭组成，它们拥有自己的信任形式，新体制则建立在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之上。这带来了何种影响？在中国，淘宝用户超过了5亿，而支付宝账户数量达到了6亿。
他们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而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体系助长了那种倾向。阿里巴巴能有如此成绩，部分是因为，它在中国国内建立了一个可信可靠的买卖双方市场，将消费者、发明家以及制造商会聚在一起，而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些人都会觉得很难做交易。
国家边界将不能为你提供保护。中国共产党摧毁了第一个社会结构，但他们却还没建立起第二个，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放弃共产党手中的大权。而阿里巴巴的第三项主要业务支付宝，则相当于中国的贝宝(PayPal)。这就是为什么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和休•劳德(Hugh Lauder)在最近发表在Eurozine.com的一篇文章中说，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许多我们认为只能在西方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实现，不仅更为低廉，而且有时更为成功。
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现在，我们设计很多产品——户外艺术产品、太阳能艺术产品——而且我们还申请了很多美国专利，他说。
在杭州时，我拜访了骆云(Robert Luo)的工作室，骆云是杭州美胜经典工艺品有限公司(Classic-Maxim)的创始人和公司总裁，公司初创时，主要使用一些国外的设计，为宾馆进行较为低廉的墙面装饰。而如果中国想要继续提高该国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成为创新社会。
得益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性互信商业平台，中国新一代的创新者——雇佣成本低，却拥有高技术的人才——开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曾鸣预测，最终阿里巴巴将会通过某种方式和Facebook、亚马逊(Amazon)、eBay、苹果、百度、Linkedin等商家联系在一起，创造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巨大的虚拟全球商业网络，个人及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和优势，买卖商品、设计和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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